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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丹平

“环境报道”不等于揭露性报道,现实中很多事情不是非此即彼的是与非,而是对科学的阶段性认识的不足。笔者多年的记者生涯中可以总结出不少这样的经验教训。

遇到业内“兴奋点”勿忘公正客观

1998年2月中旬,中央电视台一则消息在北京引起轩然大波:北京郊区温榆河的8000多棵护岸树遭到砍伐。此时,公众的环保意识正在苏醒,对环境的关注大幅提升,这起在北京发生的“砍树事件”无疑是撞在风口上,媒体当然不会放过,纷纷报道或打算报道此事,大有“口诛笔伐”之势。

我当时负责跑环保口,领导就给我下了任务:关注此事,做一个深度报道。    我先向当时的中科院植物所北京植物园主任李渤生请教,却听到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他听完我对“砍树事件”的简单介绍后立即说:“防护林如果是杨树,有30年树龄就必须更新,否则将自然枯死,造成环境污染,木材也无法利用,浪费资源。”他一再叮嘱我:你要先调查一下,要依据科学和事实说话,不要轻易下结论。这个善意的提醒使我醒悟到,环保不能只凭一腔热情,更要讲科学,遵循科学规律。

再向其他专家们请教,许多人也认为,按树木生长周期的规律,有时必须砍掉更新,因此不能说砍树就认为是破坏环境。而北京市林业局提供的资料也表明,温榆河的这些护岸树已到更新年龄,符合国家林业局的相应规定,也按规定履行了报批程序,并取得了砍伐证。就是说,这个“砍树事件”其实是合理又合法的。

但此事已经多家媒体报道,电视台还接连发了几次跟踪报道,已经沸沸扬扬地形成一种“先声夺人”的舆论倾向,要给它“翻案”就有一定的风险。我心里存有相当的疑虑。然而我把采访到的情况告诉同事和领导后,没想到他们都一致支持我“翻案”。

这篇题为《大树该伐不该伐》的文章在《每日焦点》版见报后,舆论顿时逆转,对“温榆河伐树案”的媒体讨伐戛然而止。业内同仁对这篇文章的评价普遍很好,认为“采访细致,逻辑清楚,说理透彻”,很能服人。应该说,在我的记者生涯中,这篇文章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在权威媒体所带动的一场“口诛笔伐”中没有盲目跟风,扭转了一场将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媒体讨伐,也首次提出了环境报道中应注重科学的问题。从职业技能方面,在完成这个选题的过程中,采访的周密、深入是前所未有的,写作的快速也是前所未有的,锻炼了深度报道中的调查研究和拼抢时效的能力,同时也完成了在采访技巧和思维方式上,从跑口记者到深度报道记者的转变。

报道环境问题

要把人的生存状态作为切入点

1998年前后,媒体不断报道西双版纳野象遭到猎杀的消息。众所周知,西双版纳是亚洲野象在我国仅存的栖息地,所以这些报道无一例外地谴责猎杀野象者的贪婪和残忍,以及森林执法者的玩忽职守与麻木不仁。这似乎是媒体的思维定势。

同年4月我赴西双版纳采访盗猎野象的情况,准备做一篇深度报道。到昆明后,朋友先介绍我会晤了一位环保志愿者—云南“人与自然基金会”会长谭乐水。这次拜访本不在我的采访计划内,我也仅当作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却成了我行程中最重头的采访,几个小时的长谈完全颠覆了我原来的采访思路。

谭乐水告诉我,野象和它们栖息的热带雨林在西双版纳已存在了几千年,当地民族在长期的生存繁衍中形成了一套顺乎自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的耕作方式,人与野象和谐共处。对原始热带雨林的破坏始自50年代的开垦橡胶农场。当时大面积烧荒种橡胶,单一的橡胶林取代了举世罕见的生物多样性。

“文革”中又对雨林乱砍滥伐,8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冲击,违章砍伐有禁难止,“雨林”面积急剧缩小。这都使野象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食物源减少。而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傣族村寨96个,紧靠保护区边沿的村寨有200多个,近年人口增多,不断挤占有限的野象生存空间,于是野象伤人、吃庄稼的事就在增多。当地居民又报复野象,猎杀、毒杀野象的事不断发生。总之,这是典型的野生动物与人争夺生存空间的矛盾,也是典型的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回到北京后,我写了题为《西双版纳人象之战》的深度报道,刊发在《北京青年报》的《每日焦点》版上,提出“如果不解决好保护区群众的生存问题,保护区将名存实亡”的观点。此后,“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韩念勇给我打来电话表示,此文促使他们反思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思路。还有国际环保组织在云南启动了新的项目,支持保护区内社区的发展,探索亚洲象保护的新模式。媒体的报道也较少出现单一口径的指责。

良知不能代替深入细致的采访

1998年的特大洪水过去后,天然林保护工程紧急出台。正在全国一片高涨的“禁伐”声之时,9月底我从朋友处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四川西部的洪雅县林场仍在肆意砍伐天然林,电视台记者和提供线索的几位环保志愿者前去采访时历尽艰辛,甚至面对人身危险,遭到当地的围追堵截……

这条消息非常能激发记者的良知,而如此精彩、传奇的素材,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那位电视台记者已经回到北京,我立即与他联系,在最短的时间内对他作了采访报道,刊登在《北京青年报》的《每日焦点》版上。我向领导申请去一趟四川。领导对这样精彩的选题也非常重视,同意我去四川做跟踪报道。

10月3日我到了洪雅县,去了电视中曾经报道过的那个林场,林中堆积的山一样的木材果然触目惊心。当地的同志一路向我们说明,洪雅林场并没列入禁伐之列,原因是曾经用过世界银行的贷款,而当初合同中规定的就是用采伐木材来还款。然后我又到成都采访了四川省林业厅和副省长。他们详细说明洪雅没有列入禁伐的原因:洪雅并不是四川的主要林场,面积仅占四川现有林场的不到1%。而且洪雅在1995年从世界银行贷款建设商品木材基地,当年设计的还款方式就是以采伐木材还款。而由于汇率的变化,还款额度已增加了52%,还款欠债很多,压力极大。在这种情况下如要一刀切的禁伐,当地财政怎么办?群众生活怎么办?森工企业的出路又在哪里?

凭常识、凭记者的良心,我承认他们的说法合情合理,是实话。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又是一把双刃剑,而剑刃的两边都维系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而此前我的那篇报道仅仅听了电视台记者的叙述,没有做认真的核实,没有采访当事的各方,就洋洋洒洒地写出几千字来,不够冷静也的确相当偏颇,犯了新闻报道尤其是调查性报道的大忌。

回到北京后,我赶写了一篇长篇报道《川西禁伐缘何困难重重》,10月13日刊发在《每日焦点》版上。这篇报道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对前一篇报道的失当之处做了补救。

我一直为这件事感到内疚。回想起来,铸成大错的是我在采访时忽视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该也不能忽视的,因为他们也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更不应该的是,出于一种朴实的良知和工作热情,也由于工作量的压力,面对这样一个涉及大范围群众利益的选题,我居然忘记了新闻必须是对“事实”的报道,忘记了新闻“真实”的基本原则,只凭间接的讲述就写出一篇重头报道来。

这篇稿子在当时曾有相当大的“轰动效应”,也为我赢得一些荣誉,我却把它当作我记者生涯中一个最大的教训。(作者单位:《北京青年报》巡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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