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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采访中的困境和复杂情况

有感于报社关爱通讯员

□ 江苏淮海晚报社  孙连洲

2006年12月15日,《淮安日报》和《淮海晚报》同时在显著位置刊登消息《为了我们的功臣……》,消息说的是一基层通讯员从1983年起至今,不辞辛劳坚持新闻报道工作,最近被确诊为尿毒症,急需大笔医疗费用,而这位通讯员收入低,家中一贫如洗,高额的医疗费用让他陷入了绝境。消息传到《淮安日报》,引起了报社高度重视,除派人上门看望这位通讯员外,还纷纷捐款。同时,通过媒体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来援助这位老通讯员。消息读来让人感到心热。

我们知道,在新闻队伍中,乡镇通讯员来自最基层。他们中的很多人白天忙于乡镇的工作或农耕,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向新闻单位提供一篇篇有价值的新闻稿件,他们是新闻事业的功臣。但现实状况是,在许多地方,不少乡镇通讯员甚至连固定收入都没有,他们的劳动报酬仅仅是发稿所得稿费。采访条件之艰苦、收入之低出乎人们意料。

《淮安日报》在基层通讯员遇到困难之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不仅体现了报纸的人文关怀,同时也发扬了报社与通讯员之间那种 “一家人”的好传统 ,这样做,温暖人心,凝聚人心。

 

慎用新闻资料图片和画面

□ 安徽师范大学  沈正赋

 

2006年11月14日,《江淮晨报》的报道《叔侄两人罪不可恕—合肥网吧爆炸案庭审焦点解析》对11月13日合肥“5·5网吧爆炸案”的审判进行重点报道。然而,为此文所配的新闻图片却出现了以旧充新、张冠李戴的现象。

11月13日,合肥市气温6℃至22℃,市民们普遍穿上较厚的秋装。而当天《江淮晨报》上的图片中,被告、旁听的市民、法警都还穿着短袖夏装。但在当天出版的《新安晚报》上,三名被告和身边的法警均穿着深色长袖服装。尤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新安晚报》上此案主犯卢东溟是剃着光头站在被告席上,而《江淮晨报》上的卢东溟则是留着一头黑发。两幅图片一对比,不难判断出,《江淮晨报》所使用的图片是过期资料图片,可能是9月25日第一次庭审时拍摄的,不是一审判决当天拍摄的新闻图片。

2006年7月,安徽电视台在运用一段新闻背景资料报道发生在1月的一件事情时,电视画面采用的虽然是街头行人腰部以下的抽象甚至有些朦胧的镜头,但映入观众眼帘的却是行人身穿裙装、足蹬凉鞋的镜头,冬夏颠倒,画面表现与文字表述发生错位。9月中旬,安徽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出《第九届中国(铜陵)青铜文化博览会即将举行》的新闻,而这条“即将”举行的“第九届”博览会的新闻画面,使用的却是第八届青铜文化博览会的画面,且没有任何提示和文字说明。这种以过去的事实来演绎未来情景的做法不够妥当。

我认为,随着图片和画面在新闻报道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这种乱用新闻资料图片和画面的现象在纸质媒体和电视中的出现也就越显得普遍。虽然在新闻报道中,不是不能使用新闻资料图片和过去的画面,但在报道时必须有明确说明,要么配上文字说明,要么打上字幕加以交待,否则就会令受众对此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新闻实践表明,失真的图片和画面往往还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报道效果。

 

媒体报道谨防越界

□ 江西赣州人民检察院  杨  涛

 

“本报记者昨晚独家获知,经过专案组几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贵州兴仁县长灭门案的侦破有了重大进展,昨天下午,专案组已经成功地抓获了一位犯罪嫌疑人。”(《广州日报》2006年12月3日)我异常惊讶于媒体的钻透能力,他们从“专案组内部人士”口中打探到凶手供述的详细作案细节及作案动机,报道对凶手是如何被擒拿归案的细节也描述得一清二楚。

 公众的好奇心是满足了,媒体也因此吸引了眼球,不过,似乎有一个重要问题却为公众与媒体忽略了:这种案情细节的披露会不会对案件的侦查产生不利影响呢?

案件是11月28日发生的,距当时不过六天,并且案件只是抓住了一名犯罪嫌疑人,案发经过也只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是真正的凶手,或者凶手不止一个人,那么,其他凶手会不会从这些细节的披露中,布置好周密的反侦查措施呢?—如果这种推测可能性成立的话,媒体是不是充当通风报信的角色?

一边是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是司法侦查工作保密的需要。

一个社会要有健康发展,媒体的舆论监督必不可少,政府和司法机关必须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但是,在具体个案中,为了侦查工作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对于一定案情进行保密却是必要的,媒体不分时间事无巨细的报道,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侦查工作产生负面作用。

 

警惕“跳楼新闻”的负面效应

□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冉明仙

 

1月5日,成都一家都市报和晚报均用5张图片重点包装同一社会新闻:四川仁寿妇女王菊蓉因丈夫1月1日在成都一工地上突然死亡,为讨说法,她寒夜怒上50米高的塔吊,119急调云梯展开营救。两报均用强势版面详细展示事情发生的始末,并通过放大压题图片,图文并茂地展示官兵救人过程。

但我以为,如此突出跳楼新闻,只求抓住受众眼球,却没有配发言论进行舆论引导,负面效应相当明显。这种强势的版面语言究竟在向人彰显什么?我对周围读者随机调查了一下,发现有不少人竟然“非常欣赏这个人的创意”。他们说,“脚板跑大了都没有解决,她这一上塔吊问题就解决了”。事实上,这种极端的事件处理方式极易引起模仿,果然,没过几天就有人效仿,1月9日又有报纸报道《他要跳楼 心理咨询师来相劝》报道一装修工爬上8楼外墙雨蓬,扬言讨不到工钱就要跳楼。

我认为应该对这类题材进行淡化处理,简单陈述事件经过,最多配一两张小照片,或者为新闻配发评论,指出这种极端方式寻求问题解决的危害。

诸如稍不注意自己就会从50多米高空掉下来,将粉身碎骨等,并指出解决类似问题的途径,链接建筑行业监督电话和相关维权部门的电话,同时呼吁加大打击建筑行业侵害民工权益的行为,完善相关监督处罚机制,加强有关部门为民工维权的力度,真正理顺民工的诉求表达渠道,既帮民工妥善解决问题,又维护社会稳定。

 

不妨多为农民工“唱赞歌”

□ 云南昆明  段  钧

 

近日,昆明城区的北京路延长线改扩建工程胜利完工了。我每天上下班便捷地穿行于这条宽阔大道上,在感受到党和政府民心工程的恩惠和温暖时,心头不禁一次次涌起对农民工建设者的感激和崇敬之情。

在此项工程紧张施工的100多个日夜,有多少农民工参与奋战,不得而知,但亲眼目睹的事实也许能证明一切:从开挖地基、铺设管网、搬运土石、电焊搭桥、镶砖铺路到种树绿化,一群群头戴安全帽、衣着沾满泥灰的建设者,默默地包揽了被某些城里人唤为“脏、累、差”的工作!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据我所知,平时媒体上报道市政工程规模大暖人心的有之,报道民工施工坠楼身亡、偶然打斗等的也不时有见,而记录民工为这些工程建设付出辛劳、作出贡献以及他们劳动背后生活的报道却很鲜见!

在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媒体应当把尽可能多的笔墨和镜头,对准这些来自农村的城市建设者,为他们的劳动唱赞歌,为他们的艰辛鼓与呼,帮助他们真正和谐地融入城市,快乐地劳动和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

 

宣扬怎样的价值观

□ 南京现代快报社  王庆顺

 

《东方卫报》最近特约了一位笔名为邓子的写手在这家报纸“慢读还珠”版开了个“鬼话连天”专栏。写的是鬼的故事,讲的是人的道理。在古籍里翻阅,在旧书里细读。讲的不仅是故事,还是典故。

邓先生在《卖鬼赚钱》这篇文章里“讲”的是《定伯卖鬼》的故事。邓子在夹叙夹议地“讲”完这个古代经典故事后,总结道: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教训有两个:一是,你哪怕做鬼了,也不能太老实,老实鬼和老实人一样,肯定要吃亏的;二是,即使是鬼,也不能不对人多加提防,因为人的鬼心眼、鬼点子、鬼主意、鬼心肠,那可比鬼多多了。 

读到这里,我心里堵得慌。在当今社会风气不太理想的大背景下,媒体应为纯化社会风气,为倡导世人争做老实人、做老实事、讲老实话而鼓与呼,岂可借鬼说事,公然宣称:做人不能老实,做鬼也不能老实。如此“宣传”,影响极坏。试想,如果世人都以做老实人为耻,一个个都争做奸人,这个世界岂不“阴风阵阵”,鬼蜮横行?

《定伯卖鬼》的故事不是不能讲,也不是不能“古为今用”,而是应注意舆论导向的问题。如果邓子先生这样总结:你哪怕做鬼了,也不能马大哈、缺心眼,缺心眼的鬼和缺心眼的人一样,肯定要吃亏的。假如是这样,我就绝不会对邓先生借鬼说事有异议的。

 

政府考核和媒体职责

□ 广州日报社  曾春光

 

行政部门执法是否公平公正、高效便民?有无不作为、乱作为现象?湖南省直部门2006年度的行政执法行为,除了进行内部考核外,还首次邀请中央驻湘媒体以及本地媒体,分别从执法效果、执法内容、执法程序、执法风纪等方面,对省直部门进行评议,并当场打分(12月20日《人民日报》第10版)。

近年来,不时发生媒体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被囚禁、被抢相机等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媒体的威望在下降。而现在,政府部门行政执法考核邀请媒体打分,至少说明媒体的声望又在上升,值得高兴。

但是,这种“媒体为政府部门打分”并不是媒体应做的事情,媒体的职责是做好新闻报道,若是每个地方的政府部门进行年度考核都邀请媒体打分,媒体代表不是要疲于奔命,不用做日常的新闻报道?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媒体与政府部门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行业,政府部门行政执法考核的事,还是交给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更合适。

总之,在我看来,政府部门大可不必邀请媒体打分,而媒体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即可,正确地行使新闻报道之权,正确地开展舆论监督,随时随地,校偏扶正,祛邪除弊。

 

生态游的隐忧

□ 山东济宁日报社  杨光民

 

“清晨,在山间林阴呼吸清新的空气;晚上,在小溪边听水潺鸟鸣,还可品尝可口的农家饭,心情舒畅、放松。”这是许多媒体报道对生态旅游的诱人描述。

近年来,生态旅游在全国遍地开花,新闻媒体出于各种原因也给予较多关注,焦点大都集中在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上,报道较少关注生态旅游给当地政府、人民带来收入的同时,也会由于旅游的开发、观光客的增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合理规划适度开发,才是媒体更应该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也有媒体涉及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合理关系的报道,但这似乎不能影响各地开发生态游的热情,殊不知,生态资源的过度开发是我们在向子孙后代“借贷”,拿什么来“偿还”值得大家认真思考。我以为,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在报道生态旅游的同时,更多关注旅游开发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呼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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