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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采访中的困境和复杂情况

以中国女记者之名

         漫

洪漫,女,1971年9月出生于安徽省临泉县,1993年从武汉大学英文系本科毕业后,在新华社参编部英文编译室从事翻译工作。

2001年7月至2003年10月在科威特担任英文记者,参加了伊拉克战争报道。2005年1月,参加了印度洋海啸报道小组,深入到印度海啸灾区进行报道。

2006年11月至今,在巴勒斯坦拉姆安拉分社担任首席记者。2004年初获新华社伊拉克战争报道先进个人、2006年3月获“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称号、2007年1月获“新华社十佳记者”称号。

 

  1月4日,以色列士兵与巴勒斯坦人在拉姆安拉市中心发生武装冲突,当时的我身陷交火地带,亲眼看见子弹冒着火光从眼前飞过,更亲眼目睹一位巴勒斯坦同行身中3枪。

事后,我的朋友问我害怕吗?当然。虽然除了拍照之外,我还相当“镇定”地打电话滚动报道了6条音频稿件,但我想,面对鲜血和生命的消逝,没有人会不心痛、不害怕。即使战事平息之后,满地狼藉、几十辆严重损坏的汽车、伤者亲人满含担忧的悲苦表情,仍不时浮现在我眼前。

驻守在热点地区

纵观我的驻外经历,似乎总与战争和灾难联系在一起:伊拉克战争、印度洋海啸以及巴以冲突、巴内部冲突。战乱、自然灾害以及人类灾难一次次在眼前铺陈开来,尤其是在动荡不安的巴勒斯坦地区。其间,我曾身陷险境,曾有过无助,曾有过恐惧,但在乱世之中,我感受并珍惜着冲锋陷阵的感觉、守望相助的温暖和无限信任的感动。

我第一次常驻是在科威特,目前常驻巴勒斯坦地区。新华社是常驻在这两个地区的惟一华人媒体,所以身为新华社的一分子,不仅仅代表着新华社,更重要的是代表中国的声音。因此,无论所在地局势如何,我们这些驻外记者都会秉承一个原则,那就是在新闻热点地区发出中国的声音。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我正在科威特当英文记者。美国从2002年10月开始大举增兵科威特,为发动伊拉克战争积极做准备。面积仅为1.7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00万的科威特,陆续来了20多万美国大兵。在这特殊时期,科威特以其与伊拉克为邻的地理位置,以及与伊拉克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吸引了世界各国媒体,最多时全球增派到科威特的记者高达两千多名。

作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常驻科威特的新闻机构之一,新华社有着得天独厚的地位。但最初,我们总被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和美军基地的采访活动“落下”。为了打通与他们的关系,抢到第一手新闻,我拿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每天打无数个电话,发无数封电子邮件,三天两头跑去“泡蘑菇”。功夫不负有心人,没多久,就听总社外事局的同事说,美国驻华大使馆受驻科威特使馆的委托,调查新华社驻科威特记者的身家底细。不久后,我们终于跻身他们的记者名单,开始有“独家猛料”。

2004年12月底,印度洋发生海啸。新华社迅速做出反应,向几个重灾国家派出了报道小组。当时已从科威特回国工作的我马上递交了申请,并最终成为印度海啸报道小组一员。

我们一行三人租了一辆车从北到南,跑遍了印度灾区。由于海啸刚刚退去,我们又人生地不熟,所以遇到的困难不一而足。重灾区的清理工作尚未完成,到处散发着难闻的腐尸气味和浓浓消毒水味,地上泥泞不堪。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好容易找到一个住的地方,而房间的旁边就有一个掩埋着八百多具无人认领尸体的“万人坑”。由于当时疾病肆虐,我们不敢吃当地的东西,每天差不多用带来的压缩饼干充饥。这个时候就要防着“空袭者”,因为天上密密麻麻的乌鸦会常常发动偷袭,一头扎到我们的手中抢饼干吃。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三个人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一篇篇中英文稿件和一张张照片传回国内。

记录枪炮,更反映人性和良知

女记者涉足硝烟和灾难之地,会比男记者多几分关注,也多几分争议。比起男记者,女记者也许在体力上略逊一筹,但并不缺少勇气和闯劲,并且独特的女性视角更容易贴近被采访对象的内心。正如一位战地女记者所说:“我并不十分在意双方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武器,我关注的是哭泣的眼睛和破碎的心灵,还有恐惧、奸诈、无私、善良等人性元素。”

与战争和灾难本身相比,女性更关注的是在其中受折磨的生命。也许正因如此,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前妻、曾经报道过西班牙内战的玛尔塔·格尔霍恩才被人誉为战地女记者中的楷模。她的文章反映的除了枪炮,还有人性和良知。美国另一位著名战地女记者玛丽·科尔文说过:“在战事报道中重要的应该是人。”当科尔文驾车在波黑战场上行驶时,曾经看见一名男子黯然坐在路边。出于本能,她跳下汽车和他攀谈,男子告诉科尔文,身旁就是妻儿的坟墓,他们没能逃脱无情的战火。科尔文将这个故事写了出来,那些整天忙于追逐将军的男记者不得不佩服她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动感人的笔触。

而我,也努力追逐那些也许在一些记者眼中是“旁枝末节”的场面。在满目疮痍的印度海啸灾区,我走进了艰难复学的学校,看到了虽然光着脚丫趴在冰凉地上写字、但看上去开心不已的孩子们;在为海啸孤儿临时搭建的孤儿院里,我看到了失去亲人的孩子们用水彩笔画出对未来的憧憬。

我还总发现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东西。在被战火烧得焦黑的伊拉克油田,我看到地上盛开的一朵小黄花;在伊拉克战俘营,我看到战俘们脸上挂着对自由的渴望及对不可知未来的迷茫;在即将开赴伊拉克战争前线的美军女兵帐篷里,我看见19岁美国姑娘枕边的毛绒泰迪熊;在收容伊拉克受伤儿童的医院里,我看到双腿折断的小男孩因为看到动画片而开心地笑;我听到已成孤儿并受重伤的4岁伊拉克小姑娘要求护士把花篮移到她的脚边—她喜欢花,而那是她唯一能不转动脖子注视它们的角度。

有一次,当我在医院里看到一个6岁的伊拉克男孩时,我彻底失去了控制。我在文章中写道:“他还活着,但已经面目全非。一见到他的脸,我的眼泪就不停地流下来,那几乎是一种本能,也许当一个人的眼睛理解不了自己所看到的画面时,你不哭,眼睛也会哭。”当时,我哭了很久,以至于身边的阿拉伯男记者不解地说:“你哭得太多了,你只不过见到了这一个而已。”但正是基于这种无法控制的真情实感,我的文章才感动了那些关注生命的读者。

而今,在冲突随时爆发、战火随时点燃的巴勒斯坦地区,我关注冲突,更关注乱世之中人性的坚定与温情。

去年12月15日,法塔赫和哈马斯的支持者和武装人员在拉姆安拉市中心武力相向。由于事先收到消息,我早早赶到了现场。在枪声响起之时,我随着安全部队成员一起往前冲。由于中途子弹过于密集,我被一名军人拽到了一辆汽车的后面。尽管如此,我还是时时探头寻找自己的拍照目标。我拍到一名父亲拉着两名幼子仓惶逃离现场的恐惧,拍到一位母亲把孩子死死护在怀里时脸上挂着的无助,也拍到虽一脸稚气但满不在乎往前冲的武装人员。

在枪战平息之后,双方爆发了近乎肉搏的冲突。一时间,棍棒挥舞、石块横飞,两旁建筑物的玻璃应声而落,小摊贩的货品撒了一地。在场的其他记者在抢到这些镜头之后,纷纷离开了现场。我则留了下来,因为我注意到一些妇女正手拉手地结成人墙,阻挡在冲突双方中间,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制止大打出手的同胞兄弟。我拍下了她们毫不畏惧的坚定眼神。

肩负着寻找真实的职责

总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战乱和灾难?不可否认,在采访中我也曾有过恐惧,有过动摇,但身为记者,身为这些事件的见证者,我知道自己肩负着寻找真实的职责。我为此自豪。

在战乱中,一些被采访对象让我更重视自己的职责:海啸灾民信任记者能够把他们的苦难传递给全世界,进而得到应得的援助;战争受害者信任记者能够把他们的战乱之苦传递给全世界,进而得到应得的关注。他们在接受采访时知无不言,给予配合。这些受访者面对记者,一次次回忆着那些不堪回首的事件。

但有一次采访令我对自己的采访权产生了动摇。那是在采访海啸期间,我来到一家专门收养海啸孤儿的临时孤儿院。在采访一位孤儿时,我问她:“你想念你的父母吗?”问题一提出,本来对我一脸好奇的小姑娘马上泪流满面地转身跑开了。当时的我懊悔不已,质问自己有什么权利去触动别人内心的伤口。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从那以后,我在面对受害者时常会想起这个小姑娘。

有些采访对象则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刚到巴勒斯坦时,我采访过一些热衷踢足球的女孩子。她们的训练条件之艰苦令我震惊:没有绿茵草坪,她们就在硬邦邦的水泥地上踢;没有经费,就用自己的零花钱垫;没有足球队服,就穿平常服装凑合;不能参加国际大赛,就在自家门前不断磨砺和提高;没有喝彩的观众,照样斗志昂扬。想起自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女时代,真让人汗颜。

    身为女记者,我得付出比男记者更多的努力和牺牲,得学会男记者的所有本领,可能还不够。当驻外记者期间,我是“女超人”“好事狂”“军事专家”、司机、摄影师、厨师和“说客”等,因为在新闻战场上,“女士优先”成了一句空话,女记者也要靠拼抢才能拥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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