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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采访中的困境和复杂情况

别放弃,再一锄头就能掘出金子

     傅剑锋

去年底我做了一次艰难又极考验耐心的内幕调查,靠着极端的坚定才突破难关。其主要内容为“深圳第二人民医院烧伤科天价收费骗取工伤社保基金”,历时四十多天。

调查从一封语焉不详的举报信开始。举报人从未露面,只在短信中提供有限的线索。核心证据几乎都被锁在医院和政府机构的档案中,多数知情者三缄其口。我挑中一些有突破可能的知情者,数次甚至上十次地去说服。经过十多天的拉据战,有的知情者被感化了,困境才开始一点点突破。(有关报道在2006年12月7日《南方周末》刊发)

在这四十多天的日子里,我一再告诉自已,别放弃,再走两步就可能有出路,再一锄头就能掘出金子。有时真觉得自已就像一名猎手,在必要的时候忍耐,在机会来临时瞬间出击、雷霆一击。

事后回顾一些在当时看来的“不可能任务”,连自已都会惊奇于种种突破。而所有的这些方法,全是随着环境应时而生无师自通的。这使我深信,一个职业记者的态度、对揭示真相不休不止的勇气、努力、韧劲,才是突破困境最有决定性的要素。如果你还没突破,那只能说明你还不够全力以赴,还不够认真和投入。

“端正态度”后,就可以讨论一下方法了。

其实在采访中被知情者拒绝很正常,一个有经验有韧性的记者不会因此沮丧。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设身处地为对方想想,他为什么不接受你采访,然后站在对方的立场为对方寻找接受你采访的理由。这要求你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对方的心理特点,以及可能搜集到的相关信息,然后才能有的放矢。

和知情者的交流,有时是朋友式的,但有时却是心理战的对象,使用一些心理技巧很有用。如果你想知情者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么你不要直接说出采访意图,而是要求采访对象告诉你一个比你想知道的秘密还重大得多的秘密。当你的这个“过分”要求被拒绝时,你再提出你想知道的秘密。这时,心软的采访对象就会不好意思再拒绝。这在心理学上叫“求尺得寸”,在许多采访中屡试不爽。

第二是,在涉及到一些利益冲突激烈,或者某一方足以影响调查的进程与报道的刊发时,从外围向核心包抄是最常用的调查手法,如果在外围包抄过程中已找到了足够多的知情人,掌握了足够的核心材料,那么或者可以让被采访者无话可说,或者是雷霆一击根本不让其有阻止采写的机会。

第三是要运用一切可以获取相关信息的合法渠道。我在调查某市一名官员家产时,曾到工商局通过公民身份证查询,查到了其家庭成员的公司,然后以此为突破口,查出其环环相扣的各个公司,整合散落在各处的公开信息,避开了直接采访的难关而发现了深度内幕。例如2006年我在调查前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的贪污案时,一时找不到他的文集,忽然想到,他曾向一些学校与公务员强制摊派过他写的书,现在他倒台了,他的书极有可能会被卖到旧书摊。找到郴州一些旧书摊,果然如愿以偿。许多时候,一些采访对象通过正常途径接受采访的可能性极小,这时,如果能说服他的一些朋友、家人或者是老师,却常常能获得意外效果。所以,当采访无法正面进攻时,就可以迂回前进,多处掘进,运用发散性思维,多角度、多环节地去审视事件。

第四,调查的方法问题解决后,进一步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有效规避风险。

是否遵守了职业规范,常常会成为记者规避风险的重要保障。例如,职业的态度要求我们对一个重要信息须多方求证,除非情不得已不采用单方信源;职业的态度要求我们须保持客观与平衡,让各方有表达观点的平台,即使其中一方不愿出来说话,也要主动寻找其他有利于他的信息,以保持一定的平衡。

这里尤其想展开谈一下平衡对规避风险的价值。我会尤其注意事件与述评观点间保持足够的均衡。例如,如把我的砍手党报道、阿星杀人事件报道、发廊女之死报道独立地拿出来,可能都会被认为是负面报道。而我在砍手党事件里述评了整个社会的道义与责任问题,在阿星杀人事件述评里作了如何让新生代民工实现城市梦想的制度分析,在发廊女之死里述评了这个国家为实践“穷人经济学”的努力。这样不但阐述了事件背后的深层动因,还使受众看到了一个媒体对社会忧患的建设性努力。代课教师的报道也不例外,后面的述评消解了简单的直线式判断,阐明了其中的复杂性与历史原因,并中肯地强调了“均衡发展义务教育”对于解决农村问题的意义。

职业态度还要求我们对一些可能引起争议的信息,要佐以有说服力的物证、书证或人证,调查证据的方式必须合法,这样才不会置自己于险境。如前所述,我对某官员家产的调查,因为核心信息来自于工商局公开合法的注册资料与档案,使各方无话可说,最大限度地为自已及供职媒体预防了风险。又如也在前文中提到的对“深圳第二人民医院烧伤科天价收费骗取工伤社保基金”的调查,由于我在报道中调取了大量通过合法手段

获取的证据,不但保护了报道的安全性,还促使有关机构根据报道线索进行立案调查。

另外,适当的事前谋略在化解风险中也极为重要。当我碰到一些可能会带来各种风险的调查时,常常要给自已增大调查量。报道出来的可能是三分,我实际掌握的材料可能有七分。

面对艰难而充满风险的调查报道,我会时时提醒自已,你已经尽力了吗,你已经找了你应该找到的所有人吗,你的行为有否触犯了法律与伦理底线,你的行为会造成多大的报道风险。同时,我又会提醒自已,我得为公共利益获取最大可能的真相。然后,我会小心翼翼地在两者之间权衡利弊,找到平衡。

(作者简介:傅剑锋,男,《南方周末》记者,1978年出生,浙江人。代表作:西部代课教师调查、郴州官场调查、深圳二院天价乱收费骗取社保基金调查等。作品曾获广东省好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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