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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名记者的遐想

□ 吴乐珺

近来有朋友想写一篇关于名记者研究的论文,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好题目,但更是个烫手的山芋。

放到二十年前,或者十年前,大家都不会对这个“名”有什么争议,可现在却不尽然,是“好名”还是“坏名”,是正儿八经的“名”还是歪门邪道的“名”?—都成为名记者的前提要素。

樊云芳是不是名记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她曾经是一位“名记”,在癌症病愈,“名记”光环不在的情况下,仍坚守职业理想和对新闻事业的孜孜追求。

孟怀虎是不是名记者?他利用《中华工商时报》浙江记者站站长的身份,以发表批评报道相要挟,向企业索要数额不等的钱款,换取了住豪宅、开好车的享受,也换取了“成名”的懊悔,站到了被告席上。

“地瓜猪”(某记者的网名)是不是名记者?她是北京一家报纸的文化报道记者。几个月前,在与男友分手后,她做了一个让周围人大吃一惊的决定:生下已经怀上的孩子,并在网络上开了一个博客,记录怀孕和工作的点滴,在短短两个月,点击量就超过50万,赢得了知名度,但引发了巨大争议。

看来,现在成为“名记者”的途径比过去更丰富多样。既可以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也可以是“做什么是什么,不走寻常路”。两种“名记”相比而言,前者的难度大得多,需要平和踏实的工作态度和持续激昂的工作热情;但后者的公众“认知度”似乎更高,走到哪都是个“腕儿”,只不过这种“名”多了些娱乐和戏谑的成分。

中国历史上不乏“名记者”,他们对于记者的认识,在今日看来依旧能够奉为记者行业的圭臬。范长江十分看重记者的人格,他认为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配做记者。记者责己要格外严,律己要格外密。丝毫不苟,丝毫不乱,才配做新闻记者。他要求记者要树立正气,以使社会对记者真诚可敬。在穆青看来要当好记者,就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为新闻事业而奋斗终身的信念,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成绩,得到人民的尊重。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抑或建国以来,穆青都以高度的责任感践行着一个记者的光荣使命。

名记者的形成主要依赖于记者对新闻理想的追求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2005年度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新华社记者张严平 多年从事重大典型和普通人物的报道。2005年,为采访报道王顺友,张严平和许多同行走上了海拔4000多米的小凉山,因为山区条件恶劣,领导下了死命令,除了摄像和摄影记者外,文字记者不准再上了。张严平却再三要求,上到新闻一线,采写了名篇《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坚守职业理想,徘徊在高贵的想象和疑惑的猜想之间;记者要有望名的行动,但不要有赚名的贪婪。荆棘是记者职业必备的附属品,但花环却是可遇不可求的奢侈品,不管它是狗尾巴草做的,还是牡丹花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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