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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生 命 写 作

——记《解放军报》记者、第七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范炬炜

       本刊记者  陈  芳

范炬炜,男,1959年3月出生,1982年从四川大学毕业分配入伍,1986年4月调入解放军报社。先后担任记者部机动记者、海南记者站记者、空军记者站记者、国防科工委记者站站长、总装记者站站长、总后记者站站长。他遍访全国所有55个少数民族,包括中印、中巴边界上的“原始部落”;跑遍全军所有边防团;驾车走过滇藏、川藏、青藏、新藏等所有进藏线……在采访中创造过很多个“第一”:

1986年3月至1988年3月,第一次完成“中国大陆周边行”连续采访。

1991年4月至5月,第一次沿当年十八军进藏路线,完成了“重走当年我军进藏路”连续报道。

2002年11月至2003年2月,第一个随“远望三号”航天远洋测量船连续远航,完成单船出海时间最长、跨越海域最多的海上航行采访。

1990年9月,第一个登上世界最高人控雷达站—海拔5374米的空军甘巴拉雷达站采写新闻,并第一个完成了对全军所有海拔5000米以上驻兵点的采访。

 

左边的耳朵是缝上去的,右手曾被打出一个洞,头顶上留着块大伤疤,多次进重症监护病房……聊天时,性格温和的范炬炜常常把眼睛笑成一条缝。但是看着他,让人心里很难过。

范炬炜是个很会生活的人,懂乐器,爱游泳,喜欢拍摄漂亮的山水花草,还在家里养着宠物—一只名叫“PP”的矮肥狗。所以对于他,有两个谜团实在难解:怎么会放弃生活的情调而甘愿多次历险?怎能忍心抛下家人而长年累月远走边防?

三个真实的故事

2003年,范炬炜对家人来说做得太“出格”—一年365天,他有247天在外出差。这个数字很精确,是他的同事在统计表上一天天加出来的。

为什么要这样?

范炬炜讲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中越战争期间,在云南战场上,有一个小战士递过一根烟,当时从不抽烟的我不假思索地婉拒,没想到小战士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说:‘马上该我冲锋了,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请你抽根烟,你却看不上……’”

第二个:“我曾经跟随驻拉萨的汽车团走川藏线。其中最危险的一段是通麦,这里是塌方区,年年修路,年年塌方,夺走过上百位战士的生命。我和他们一起过通麦大桥时,团长刘恒特意下车点上平时舍不得抽的大中华,叫一个名字扔下一根烟。而每扔下一根烟,战士们就齐声喊一句‘团长来看你了’!”

“波密有这个团的墓地,每辆车路过都会摁一声喇叭。我坐的车不仅摁喇叭,还停了一下。没等我问,司机战士平静地解释说:‘因为我父亲在那里。’”

第三个:“有位年轻军嫂是教师,趁放暑假去看望在西藏边防的丈夫。光在成都等飞机就用了10天,她每天织毛衣,换下坏掉的水果,添上新鲜的水果。终于要到目的地了,一路走下边防公路,丈夫也赶来接,却未料到遇上洪水,路冲断了。军嫂发疯了一般号啕大哭,边哭边把织着的毛衣和水果一件一件扔到对面的滔天洪水中,哭喊着‘谁能把我也扔过去’……”

这样的故事可能还有很多,但被他的眼泪挡了回去。

他说:“我有时候会想,一个人不满足时应该到战士的坟墓去看看。那些生命,曾经和我们是一样的,甚至比我们更年轻,可是他们牺牲了,我们还活着。我们有什么理由考虑生死,计较名利?”

1982年,四川大学毕业的范炬炜被分配到成都军区空军作副指导员,日子风平浪静过了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和新闻结缘。那天,一位《解放军报》记者来采访,负责接待的新闻干事恰巧感冒,于是范炬炜被安排“客串”。善于交朋友的范炬炜在客人临走时已经彼此无话不谈,并且被带走了一本学生时代的旅游日记。不久,这本日记辗转落到当时的《解放军报》记者部领导手中,看到这本字迹潦草但想法独到的小册子,他当即拍板决定调入范炬炜。

就这样,从学生时代即爱远行的范炬炜真正成了远行者。当记者21年,他走遍了所有边防团和绝大多数边防哨所。

总装宣传部部长刘程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在军报社,范炬炜的文字是以鲜活生动见长的。”2001年大年三十的午后,他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180”小点号和两个战士一起过节,体会他们每天只能有1分钟看到人烟(每天一辆军用列车路过这里,扔下点邮件和给养,停留一分钟)的寂寞;2002年,他随“远望三号”航天远洋测量船出海3个月,和科技人员一起感受巨浪压来时的眩晕和震撼……试想,这种用生命写就的文章怎么可能不鲜活?

写作着的“远行者”

“论走得远,记者肯定不如远行者,但有了作品,就使得记者的行走有了不同的意义。”熟悉范炬炜的《解放军报》记者丁海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范炬炜因走得远成名,但其实他的作品更值得关注。”

20年前的“周边行”讲起

1986年3月,刚当记者的范炬炜被委以重任:和老记者张友谦一起,历时两年骑自行车走完18000余公里海岸线,再驾越野车走完22000余公里边境线。辟专栏,一周两篇,一路走一路发稿。当时《解放军报》的想法,一是认为和平时期边防线上最出新闻;二是觉得周边人迹罕至,蕴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三是可以活跃党报文风。

范炬炜不辱使命,一路上多次命悬一线,却始终精心写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新闻界带来了别样的风采。譬如写人,范炬炜笔下没有“高大全”,也没有“豪言壮语”,都是实实在在的话,却有感动人心的力量。在《这里,只她一个女军人》中,海岛女军医是苦恼的:“有时我真想转业回北京,也常想起扔在北京的孩子,就一个孩子,能不想吗?”但也是坚定的:“可岛上也有不少独生子女,人家也一样当宝贝啊!”在《小兵小传》中,一位海岛水泵员对艰苦寂寞生活的态度是:“一个人呆长了,也就惯了。”再如叙事,范炬炜讲究幽默和可读性。他在《哨所在猴山》中这样描写顽皮的猴子:“这帮鬼头鬼脑的不速之客很热衷于到岭前的部队哨所来走访。仗着‘国家二类保护动物’的身份,走访中的行为表现更难免有失检点。”在《小兵小传》中,他写道:“再就是喂了两只鸡,想等着吃蛋,可两只笨鸡偏偏只进不出,一怒之下,他给鸡判了‘死刑’。”

带有浓烈“军人风骨”的创新

“周边行”之后,范炬炜转入日常工作状态。在《解放军报》,所谓日常工作大量的是工作总结式的稿子,这似乎让人提不起劲,然而上情下达、指导工作却正是军报职责所在。在没有重大新闻发生时,范炬炜仍在琢磨创新。

范炬炜的创新带有浓重的“军人风骨”,刚烈而彻底。

1996年2月15日,我国“长三乙”大推力运载火箭首次发射试验。怎么报?说实话,这种题材对于常年驻总装备部(下文简称“总装”)的记者来说几乎就是个“鸡肋”:如果不计大小,我国每年发射的火箭数量很多,这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然而范炬炜不仅不含糊,还大胆决定和同事合作搞创新:同事在地下指控室,自己在地上二层小楼的房顶上,处于同一纬度的两人约好同时观察火箭发射前一小时、半小时、一分钟及发射瞬间的不同场景。这样,和以往单点观察的文章相比自然就有了新意。

没想到,天不遂人愿。火箭甫一升空旋即爆炸,距火箭仅90米的范炬炜被巨大的气浪掀下房顶,扔出数十米远。塔架上的坠落物砸得他浑身青紫,剧毒气体熏得他几乎晕厥。当同事冒着危险打开指控室放他进来时,呼吸困难的他几乎是“滚”进门的。

在完成新闻采访任务中,他曾经多次历险,留下很多传奇故事:在西南边境采访途中遇车祸撞碎颅骨,被当成“烈士”上报,后手术成功侥幸免死;在云南边防被泥石流冲入澜沧江,砸开车窗后奋力脱险;被困于新疆阿勒泰-48°C的暴风雪中,冻僵后经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抢救奇迹生还……

血肉之驱难道真不怕死?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范炬炜坦言:“当时不觉得,事后也后怕。”但是对他来说,到基层去,采访并把最艰苦地区的战士风采展现在军队自己的报纸上是份内之事,没有犹豫,不容商量。

报道的特殊力量

在参评范长江新闻奖时,范炬炜在“代表作品”一项上写下了《铸盾大漠 功垂青史》。

这篇刊发于1997年4月3日《解放军报》的综述被他视为得意之作。最重要的倒不是因为其采访秉承了一贯的“拼命三郎”劲头(曾身穿防核服,到核试验基地亲历我国最后一次核试验的过程),而是体现了多年积累所形成的战略眼光。“当时,我国政府公开宣布暂停核试验,这是重大决策。怎样扩大这条新闻的政治影响,深入宣传我国研制核武器的历史背景、伟大历程?”范炬炜说,“我觉得这是一件让历史告诉未来的大事。记者责无旁贷。”他为此采访了钱学森、朱光亚、张蕴钰等中国核事业的奠基人,查阅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再加上亲历体验,该报道成为当时国内唯一对我国暂停核试验进行追踪采写的深度报道,国内外媒体大量转载,有效地引导了舆论。

类似经历不胜枚举。1991年,他的报道《空军飞机定寿工作效益巨大》指出了提高装备使用效益的新途径,对部队实际工作很有指导性,连军委领导迟浩田都亲自给空军写信说,看了这篇报道“真有为之一振和豁然开朗之感”;近期,我军士兵伙食费标准大幅度提高,这也有他常年关注及多次鼓与呼的功劳……

成功与运气

在一些人看来,范炬炜的成功似乎有点“运气”。

在他的履历上,一大亮点就是“全国唯一从发射场、着陆场和远洋测量船上现场采访过‘神一’到‘神六’所有飞船发射任务的记者”。在《解放军报》,他是驻总装记者,而“神一”到“神六”由总装主导,好机会似乎得来全不费功夫。

“运气”因素有多大?

果真如此吗?《中国军工报》总编辑、总装宣传部原部长苏扩善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其实十几年前范炬炜被派驻总装时,总装并不是大家眼中的‘美差’:待遇差,工作量大,还要老跑边防。很多人不愿意干。相比之下范炬炜是那种工作上不挑三拣四、一直保持激情的人,所以接了过来。”

接过来之后怎么干也是个问题。众所周知,总装集中了部队里最神秘的军事科学家和武器装备工程师。这个领域最尖端,因此也最难报。

现在的范炬炜被国防科技专家们誉为专家型记者,以科研报道作品的人性化、生活化和感性化见长。但1994年开始驻总装时,他几乎从零起步。没办法,熟悉工作只能用“笨”办法—晚上写稿,腾出白天的时间跑业务部门、请教问题,调阅相关的会议资料、单项工作总结。另外,请各方面专家提供读书目录。慢慢地,人脉上有了积累,别人开会会请他去听了,起码的消息来源不用发愁了;后来,听会,尽量多和专业人员聊,不管当时写稿能否用上,能挖来的信息都去挖,不断丰富自己;再后来,终于能和科技人员对话了。

这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在航天报道方面亦如此。“范炬炜是个珍惜机会的‘有心人’。”和范炬炜同年进报社的《解放军报》时政部主任孙继炼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平时总装发射的卫星很多,无论多小,他都当是机会。日常工作是繁琐的,但这就是积累。”因此,靠着扎实的素质,范炬炜完成了“神一”到“神五”的报道,又靠优秀的业绩争取到了见证“神六”飞天的机会(当时他已被调出驻总装记者站),最终成就了事业的另一个辉煌。

专业与敬业

内行人都知道,科研报道作品背后是功力。可以说,每一个新闻点的发现都需要足够的专业素养。有这样一个例子,1998年5月3日,我国的“长二丙改”火箭托举着两颗“铱星”腾空,执行商业卫星发射任务,范炬炜的一篇《“零”秒之战》获得专家认可。这篇文章如何写就呢?为了做好报道,范炬炜到总装图书室大量阅览,发现“铱星”因其轨道的特殊性,必须在某一预定时刻的正负5秒内完成发射。越接近预定的“零”秒,定位越精确。他一下子联想到铱星计划由中、美、俄三国共同承担,而从发射记录来看,中国最接近“零”秒。范炬炜很兴奋,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报道题材:这对国家承揽商业发射来说简直就是“活广告”。于是立即着手采访。由于提问针对性强,视角专业深刻,所以采访对象答得好,文章自然写得好。

范炬炜还有一股韧劲。

1996年,报社计划宣传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这是一位70岁的激光技术专家。不料,刚预约就被严词拒绝了。原来,有记者曾这么报道:高教授因全军重大技术贡献奖获得5万奖金,而儿子同时抽奖抽了一辆桑塔纳,因此可谓是“双喜临门”啊!严谨倔强的老头不干了,他认为儿子这种不劳而获的勾当怎能和自己的心血相提并论呢?从此排斥记者。了解原委之后,范炬炜决定打“持久战”。他在长沙安顿好后,每天都跑到教授的实验室里,不提采访,就看他怎样工作,并且虔诚地从有关激光器的基础知识问起。教授嘛,最喜欢爱学习的年轻人了,话匣子自然打开。从国内讲到国外,再讲到自己研究成果的独创性,话多了,料当然就有了。范炬炜还从教授老伴那儿获得了很多细节:由于实验室处在阴面,因此患了关节炎、哮喘病;虽然身体不好,但关键阶段和小伙子们一起干到深夜,甚至翻墙回家……一个多月后,范炬炜完成了工作。由于采得丰富,写得客观,所以这篇题为《不灭的人生“激光”》的通讯很成功,中央12家媒体都进行了转载。

“当军人就要牺牲、奉献,做学问就要严谨求实”,范炬炜实践着他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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