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在路上
——纪行报道研究

  
              
                    □周 雷 谢 良

  近来,纪行报道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国内各大媒体上,成为聚拢人气、媒体运作、新闻资源整合的主要方式之一。郑和下西洋、穿越俄罗斯、重走长征路、长城万里行、走进可可西里、茶马古道、水资源调查、丝绸之路、大运河考察等等,这些负载着丰富历史、地理、文化信息的线索为国内重要媒体广泛使用,一时间吸引了众多受众注意力。
不容质疑的是,一个媒体运作及实施大型纪行报道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其综合实力的体现,一个媒体团队策划、媒体网络、商业支持网络、写作团队、内部协调网络都会在一次大型纪行报道中得到检验和考验。
传统视角中的纪行报道
纪行报道作为一种报道门类,并非一种现代新闻的概念,而是广存于中外文化史的一个老名词。希罗多德在撰写历史时,至少对伯罗奔尼撒作了一次文本意义上的旅行,并将他的分析和感受记述到文字中;司马迁在撰写各种本纪、列传时,文字中充满了一种文化、地理概念上的“脱域”(在“此”记述一种“彼时彼地”的事实)。至于其它文字如《马可波罗行记》《环球旅行80天》《徐霞客游记》《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亚洲腹地的旅行》《寻找利文斯通》《文化苦旅》等,都包蕴着浓厚的“纪行”意义。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知识系统中,对于时间、空间、思维的记述一直是一种高尚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纪行报道在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
在西方新闻写作中,纪行报道被称作“Travelogue Journalism”。在最初的纪行报道中,媒体在实际操作层面,通常认为是一种“日志式”陈述。西方学者认为,纪行报道之所以魅力不绝,多半源于log(航海日志)这个词的记述特点,纪行报道中,新闻记者要学会像孤独的航行者一样记述,比如达尔文穿越各种地理边界时写作《物种起源》、哥伦布在惶惑中穿越大洋时留下片断记述、康拉德穿行丛林中的亚马逊河写下《黑暗之心》这样的文字。在这种纪行报道中,精心对异文化、地理景观、变迁、冒险、劫数及历史因素分析、时事性线索等等因素的记述,是吸引读者阅读的重要原因。
当然,把纪行局限为一种“日志式”陈述在当下已不合时宜。所谓文无定法,纪行报道自然在发展中演变出若干变体。
纪行报道的常见分类
这里进行的三种分类并不试图概括所有纪行报道,主要是出于论述方便。
叙事性(记叙)纪行报道。
在这种报道中,记者通常将个人观察通过文字传达给读者,并竭力在写作中保留自己在“行走”中得到的第一体验。郑和下西洋、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纪行报道均属于这一类别。报道中传达的主要是情感和知识;
叙事性纪行报道专注于几个因素的呈现:个人经验、地理描述、文化景观、常人对话。以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为例,如果要对其进行报道并引起读者阅读兴趣,必须专注于将深藏在文化路程中的知识故事化呈现,并注意新闻故事在时间上作用于历史中的丰富意义。
调查性纪行报道。
在这种报道中,记者仍然会传达自己的视觉、听觉等感官体验,但真正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一种问题,加深对事态的理解。国内媒体常做的环境、文化考古、社会问题纪行报道多为此类,主要是传达一种观点,或记录沉淀的一段历史或文化现象、轨迹。
调查性纪行报道可以看作是社会问题调查和研究,通过对地理上、逻辑上、背景上的事实做较完整的梳理,并尽可能完整和准确地呈现一个问题。国内媒体对黄河、淮河等水系的纪行报道,以及其它类似社会问题纪行报道都属这一类型。新闻记者全景、透彻、富有现场感的写作,无疑对读者具有极强吸引力。
“奇观式”纪行报道。
这种类型的报道多聚焦于一些远离大众实际体验的主题,如极地考察、探险报道等,作者主要传达一种奇观式的“体验”,专注的是读者的纯粹好奇和兴趣。
奇观式纪行报道在处理上最直接和简单,媒体在策划时往往选择大众难以凭己力达到的处所或具有危险性需要专门技能才能接近的地方。新异性和冒险描述往往成为这种纪行报道的全部。像攀越珠峰、穿越可可西里等探险当属此类。
在实际报道中,我们还常常会发现三种报道形式相结合的报道。比如今年新华社参与的长城万里行、大运河考察等报道中,受众既体会到记者“行走中”的叙事表达,同时也体味到记者对被采访对象的一种思辨。

纪行报道表达什么

纪行报道属于典型的非事件性新闻采访报道。时间和空间跨度较大,没有明显“新闻点”,非事件性新闻报道关键在于还原感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纪行的解释为:记载旅行见闻的文字、图画。行走在路上的记者,其所见所闻形成的文字或图画(图片),是记者对所感受事物(采访对象)的一种内心表达。这样感性才能还原,纪行报道就是记者表达出“新闻事实”的过程。
由于纪行报道具有非事件性新闻的报道特点,所以采访重在两方面的表达:
一是思想表达上,用非事件性的事物现象,传递出具有社会启迪意义的信息。
首先需要记者挖掘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新闻价值挖掘在于能够捕捉采访对象“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否定旧有的又做新的否定”。所谓较深脚印,是记者行走中所见所闻的“点”上的实质内容;所谓否定,是把采访对象放在整体(全面)视野下做反思,找出采访对象在社会、历史、文化图景中的关联。
其次,就目击现场而言,需要记者跳出现象,找到新闻由头,抓住现象本身所凸显的价值。长城行在业界是个做“烂”的题目,但不同时期、不同记者的行走总会带来新鲜有意义的报道。其实质是,记者能跳出场景,发现现象之中的价值。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参加“中国长城新闻采访万里行”的新华社记者吴晶晶在北京慕田峪长城采写的《“野长城”受青睐 保护现状不容乐观》就是这样的范例。当众多记者都把关注点放在长城旅游开发上时,吴晶晶却抓住当地负责人无意中提到的“现在未经开发的野长城比长城景区更受游客青睐,给长城管理带来很多问题”,并深挖下去,成就独家报道。
二是报道表达上感性、可读、吸引人。
非事件性纪行报道这种表达方式是受众阅读心理的要求。有研究发现,故事化被认为最能引起受众注意力。而故事化同样要满足两个特点,一是感性;二是可读,这样才是赏心悦目的纪行报道。
比如,环保纪行报道通常沉重多于轻松,但以轻松的方式写环保,其效果不容小视。2002年3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应芬兰环境部长邀请,到赫尔辛基参加妇女与环境研讨会,写就环保纪行报道《畅游芬兰的湖泊——湖中树 树中湖》,至今在网上不断被粘贴、流传。报道中作者既有专业的环保“术语”,援引当地官员对环保的阐述,还有充满细节的场景描绘。
由此,纪行报道可以考虑,将刚性话题软化,将软性内容故事化,列入文中的对话、细节多些,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几个反问商榷
一、 个人的独特体验就是“新闻”?
纪行报道注重个人体验,把个人体验书写下来成就一篇新闻报道,无可厚非。但需要注意的是,有时一些主题只是一般的叙事性、调查性报道题材,也许是因为作者本人的新鲜感受,产生“过度体验”效果,把它当作一种“独占性”“唯一的”的“奇观式”新闻来处理。对各种事实表面细节过度描述,或者人为涂抹一种所谓探险,而在稍具常识的读者看来,这些描述只不过是作者“常识的缺乏”“大惊小怪”和“专业知识的缺省”。
二、 专家为报道把脉?
纪行报道最为致命的一个缺点是“观点预设”或“先验”,这直接对新闻真实性构成威胁。以调查性纪行报道为例,一般而言,任何媒体都不可能对纪行报道投入无止境的时间,这样必然在事先进行“观点预设”和“问题预设”,然后在采访中不断强化这些预设。这种方法貌似科学,实际最具有危害性。新闻记者没有真正做到公正和客观地调查新闻事实,而是在进行信息比对工作,进行一种“非此即彼”的写作。真正的调查工作需要对各种事实源头进行分析,并仔细比对各种表象后面的逻辑关联,以及逻辑背后的事实显现。但是在效率、财力压力下,这些细致化的工作很难在现行媒体调查性纪行报道中实现。因此,在采访过程中邀请专家对所要报道揭示的现象做适当的分析,可能事半功倍。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纪行报道存在两个最为危险的陷阱(较具讽刺性):一个来自专家,另一个来自“预设比对写作”。如果不能保证均衡接触各类专家,并仔细分析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寻找其间关联意义,文章最后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都要大打折扣。
三、 报道手法造成结构性紧缺?
结构性紧缺是指纪行报道总体数量并不少,但受众真正需要获知的新闻信息却严重不足。结构性紧缺表现在报道上是有闻即录,报道手法常采用日记体式或文化随笔形式。这容易使记者不需要花精力对新闻做深入地发掘。但结构性紧缺并不仅仅表现在报道手法的欠缺上,产生这种现象尚有其他原因:
1. 编辑部策划机制对发稿的约束空间制约。2004年《河北日报》策划了长城系列纪行报道,以呼唤大众对长城的保护。整个报道中,系列稿件无一例外采取文化随笔类报道形式,每隔2天左右一篇。当然,不是说这样的策划和要求不妥当, 10多篇稿件的确也可读、可感,比较有味道。但如果给予记者更多思考、调查空间,那么除却这种报道形式,记者可能在采访中会挖掘出具有思辨意义的问题稿件,更能引起大众对长城的保护意识。
2. 受政策限制。目前媒体所做的纪行报道大多是组团报道,由政府部门牵头负责,统一行程和采访部署。因此,记者报道目标被限制在主办方所提供的相对狭窄的范围内,记者被设置采访禁区—可能既不能跳出所谓报道主题,也还有报道要求限制;可能造成纪行报道内容结构不够平衡。
如何处理这种矛盾,需要与主办方沟通,使其遵循纪行报道的规律,从制度、政策上保障媒体采访相对独立,对记者而言,剩下的是如何在报道手法上加以改进了。 (作者单位分别是新华社云南分社、新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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