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个案报道的五次“微调”
  
              
                    □沈小栋

    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怎样才能把更有价值的新闻资讯传播出去,达到社会效应和传播效应的较优值?这是房地产报道中应当关注的问题。
中央关于房地产新一轮调控的政策出台后,上海楼盘销售量应声下跌。作为一张财经类日报,《每日经济新闻》主要强化了对细分市场、区域市场动向的关注,加强了暗访和对个盘的实地调查。6月,一线记者在个别市中心高档小区发现了“群租”线索:一群外来打工者在一个高档小区集体租用了一套房,晚上光着膀子在该高档小区进进出出,甚为不雅,还打伤了一位物业人员。最初,记者的报道角度是将此作为该小区物业管理上的瑕疵,但是经过编辑部五次微调,该稿所揭示的“群租现象”成为全国房地产新闻中的焦点话题。

第一次微调:
从小区物业瑕疵到黑中介

看到这条稿件后,我的直觉是“群租”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大的新闻,但由于记者当时并未就此深入采访和调查,手上并没有更多材料可以判断。于是我决定暂时不登“物业被打”这一情节,要求对“群租”作进一步的信息收集。
很快有了新的信息反馈:一位租住“群租房”的房客报料,她所住的那套三房两厅被格成十间,分别出租给不同的10余位外来打工者。而且负责出租的人自称并非业主,是中介公司,但又说不出自己公司的名字。
“会不会是二房东把业主的楼盘私下出租牟利?”我要求记者进一步以租客身份进行暗访,以收集更深入的信息。果然,记者带回的录音材料表明,出租这类住房的明显是无租房中介经营资质的“黑中介”,且牟取的暴利惊人。
而物业被打事件也有了进展,东湖云庭的小区物业经理承认自己被打,并透露了该物业公司多次与黑中介就群租问题交涉的情况,还向我们进一步介绍了群租房内部的火警隐患。
另一方面,记者从周边合法中介处了解到,这些黑中介通过将高档物业切割为十多间对外发租,已大大降低了这些高端物业的对外出租底线。
由于该新闻线索既关系到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又关系到房产租赁市场秩序,有较强关注度。经向报社领导汇报,该选题很快升格为当日重大报道,并成为该周的重大追踪报道选题。

第二次微调:
从黑中介到群租乱象

忙完当日的一组组合式报道后,我主要思考的是接下来的连续报道走向问题,是继续狠抓黑中介幕后黑手呢,还是在“群租”上深入突破?谨慎起见,我让记者一方面尝试前往房产交易中心调取群租房业主材料,寻找黑中介的新突破口;另一方面根据群租房房客提供的线索,到相关的租房网站了解群租蔓延的程度。
第二天中午,两路反馈情况有了结果:房产交易中心只能提供业主姓名,但具体联络方式很难获得;而网上初步调查显示,群租房已经在全市11个区几十个高档小区集中出现,并有迅速扩大的迹象。而来自房产中介的进一步信息表明,这一现象的突然蔓延与楼市投机客最近的现金流情况有关。由于上海高档小区普遍存在大量短期投机客的身影,这些资金并不充裕的炒家原本打算短进短出,往往通过银行贷款一次吃进多套高档物业,但上一轮的房产宏观调控使得这类投机客炒房炒成了房东,新一轮房产宏观调控又使这批炒家变成5年期的长期房东。而“群租现象”的出现使高端物业的出租价格一降再降,甚至长期找不到高端房客。这其实是部分炒家的自救行为,通过向下寻找低端房客,保障短期内的银行还款现金流,熬过政策限制期。
可见,“黑中介”并非矛盾焦点,相反,群租本身具有更广泛影响面,是新一轮房地产宏观调控伴生的新现象。于是该组追踪报道的重心迅速调整至对群租的深入挖掘中。很快,各类群租乱象、群租背后的炒家心态、群租在上海全市的蔓延情况、各区重灾区、群租业主与高档小区自住业主的矛盾、群租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的矛盾先后通过《每日经济新闻》的连续报道向公众披露,并很快引发同城媒体跟进,一周内,上海《青年报》就此刊发了整版报道,《房地产时报》做了整版讨论。

第三次微调:
从房产热点到法律漏洞

同城媒体的跟进一方面扩大了公众对“群租”的关注面,另一方面也为《每日经济新闻》的追踪报道带来难度,而且,同城媒体的立场也各不相同,甚至有媒体大赞“群租业主”聪明。《每日经济新闻》应该以何立场深入报道呢?
由于第一阶段本报已经对群租的各个层面有了较详尽报道,我考虑将追踪报道突破口及时调整到如何更好地解决和疏导该现象上来。而从本报关注中小企业主生存环境的办报理念出发,能否用法律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可能正是中小企业主所关注的。
于是我要求记者首先从居住物业管理条例、消防管理条例这两个最直接相关的法规入手,采访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和相关法律专业人士,进行追踪报道。
很快两篇主打稿件在《每日经济新闻》发表,上海市物业协会会长接受本报专访时明确表示,现行居住物业管理条例中并未考虑到群租这一特殊的租赁行为,未赋予物业管理公司相应的管理权限。而上海市消防局的发言人接受本报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消防管理条例制定时小区居民的房产出租行为仅有家庭旅馆这类形态有相关法律规定。
报道出笼后,很快引起法律界人士关注,多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纷纷与本报记者联系,一方面表示自己所居住的小区也饱受群租困扰,一方面表示愿意贡献自己在法律知识上的专长,为寻求该问题的法律解决途径提供免费帮助。
该报道还很快引起上海市人大下属的上海立法研究所的高度重视,有关立法专家主动表示,愿意为推动该领域的相关立法而努力。

第四次微调:
从报道到立法建议活动

由于前期报道积累了足够多的社会反响和社会资源,经与报社领导汇报,我们决定趁热打铁,通过举办活动进一步聚焦社会关注,推动立法创新,扩大传播效果。
经过一周左右的准备和联络,“群租现象法律研讨会”如期在7月18日举行,三家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就群租现象提出民间立法建议,其中两位律师还分别就居住物业管理条例中的“业主公约”、消防管理条例中的“租赁安全规定”提供了民间文本。上海市人大立法工作委员会主任沈国明也特地来主持这一研讨会,其他与群租有关的政府部门如上海市法制办、上海市消防局、上海市人口办等都派出了分管官员出席这一研讨会。由于群租前期报道已形成社会热点,结果研讨会吸引了上海几乎所有主流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也都派出记者参与采访。

第五次微调:
从群租乱象到群租现象

考虑到应对群租进行新闻意义上的一次阶段性小结,对其定性的准确性对公众至关重要,所以我们特地邀请了两位资深社会学家: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卢汉龙和上海大学教授顾骏。而正是这两位专家在研讨会上的发言给我们带来了全新认识。
卢汉龙指出,群租的背景是上海外来人口的近三分之一生活在人均7平方米以下的居住空间内,也就是有多达100万左右的人群是群租的潜在消费人群。群租在需求上的合理性十分强大。
而顾骏同样指出,国际惯例的房价支撑点是100个月的业主租房收益,而目前是600个月的业主租房收益。群租在业主供给上的动力同样强大。
两位专家的观点表明,在群租表面的诸多负面问题背后,其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需求和合理性。这是新闻舆论强化监督时要注意的现实复杂性。
作为一线把关人,我在最后一刻决定放弃连续报道一直沿用的“群租乱象”这一名词,而改用“群租现象”这一更中性、更开放的概念进行小结,向公众传递一个更准确的判断。
第二天,上海最主要的三张都市报都用大篇幅报道了这次活动,并普遍采纳了“群租现象”这一中性表述。而当日新浪房产频道则全文选用了《每日经济新闻》的“群租现象”报道,并放在了二条的显著位置。

通过五次微调,“群租现象”这一新闻从一篇财经报纸的房产版普通新闻变成了报社重大报道、上海公众热点和全国房地产新闻中的焦点话题,让我体会到房产新闻判断的难度。我的切身体会是,房产新闻有别于一般的产经新闻。与一般的产业不同,房地产业与公众的基本需求“衣食住行”“安居乐业”有着密切关系;与我国目前影响数亿人的城市化进程有着密切关系;又与财富再分配和“业主”这一新身份伴随的个人权利义务新法律关系建设纠缠在一起。仅仅凭借对房地产经济规律本身的理解已很难迅速判断出一个房产领域新闻的真正价值所在。把握不准,要么把新闻做小,要么把导向搞错,前者会失去“话语权”,后者则会落下“笑柄”,乃至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在借助于传统意义上的房产专家、经济专家对房地产新闻进行判断之外,当下的社会现实使法律专家、社会学家甚至政治学家也应列入房地产报道要求助的专家榜单,而深入新闻的核心概念则将大大有助于提升判断力和把关能力。 (作者单位:《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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